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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人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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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成桐:其实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的基本功并没有那么好(引用)  

2012-01-10 09:06:1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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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:现在能坚持每天写儿子的日志,却已经很久没有在仆人博客上发表文章了,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性,尤其是我们以前很多人认为(包括杨振宁)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好,实际上丘教授这篇文章才更能说明问题,值得一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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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

本报记者叶铁桥摄

这是科技界要面对的一个新命题:中国的科技已经起飞了,但能否飞起来,关键就在最近10年。

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,62岁的丘成桐言辞恳切:“机遇就在这10年,如何把中国的高科技搞上去,迫切值得深思。”

但他对中国科研的现状也不乏忧虑。这位华人数学家中唯一获得过菲尔兹奖(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)的著名学者,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内科研界的问题。

他认为是爱之愈深,责之愈切,“我的批评都是为了让中国科研,希望无论是环境还是制度都能变得更好”。

近日,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技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,对这位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采访是在他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进行的,记者看到,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纸箱子,编号从1一直到80多号,这些箱子里装满了丘先生从美国运回的藏书,占了他藏书的一半。

记者问:“您把藏书都运回了国内,是要全职回国吗?”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:“那要看环境怎么样。”

中国最好的学生与美国最好的学生相比,在学科准备上有一段差距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这些年您一直在做大学生数学竞赛,能否介绍下具体情况?

丘成桐(以下简称丘):我们这几年搞了一个“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”,第一年考的时候,很多学生水平不行,第二年改进了很多。我们不考刁难的题目,基本上是美国博士资格考试的水平。让我吓一跳的是,有些名校一个学生都没考上。因为这些名校吃老本,考试一下就露出底了。

我们有50多位教授参加组织和出题,组织这场竞赛完全是义务劳动,竞赛到目前为止办了两年,虽然得到政府认可,却没有要求政府拨一分钱,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找的经费。我觉得竞赛的效果很好,因为很多高校知道要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了,一考试就知道学生水平比不上人家嘛。

记:在我们的印象中,中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是最好的,怎么会比不上人家?

丘:在哈佛大学,某一年有9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加我们数学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,满分160分,有7个学生考分在130至140分之间,唯独两个中国学生只考了80多分。这还是中国最好的学生。

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的准备比不上人家。清华有个学生跟着我,刚来的时候,觉得博士生资格考试很困难,经过努力,现在成绩不错了。这表示其实中国学生的基本功并没有那么好。举例来说,中国高中不怎么教微积分,为什么不教?因为高考考得少或者不考。然而,微积分是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以来最伟大的创造,牛顿靠微积分成就了牛顿力学,大部分科学上的成就也都需用到微积分。(如果可能,让孩子尽早学微积分,很有必要

经常能听到某些媒体说,美国很多人连加减乘除都不会。美国的高中生可能会有一部分学生的加减乘除没学好,但总不能专找美国最差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比较,干吗不找他们优秀的学生来进行比较?

所以,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学生出去留学数学是最牛的,这是片面的。中国最好的学生与美国最好的学生相比,在学科准备上有一段差距。

记:基础培养特别重要。

丘:我在国内见到不少应用数学家有这样的毛病:基本功夫不够坚实,却大谈交叉学科的重要性。这样做反而把本来应当发展的基础学科也耽误了,正所谓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本世纪的知识突飞猛进,跨学科的知识更是如此。事实上,大部分创新的科学都是在不同学科的融合中擦出火花产生的。

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,但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,就是有能力融合不同学科的学者,其能力和知识水平都要跟这些不同学科的专家相当,即使在某方面的知识跟不上,他也要能理解问题的困难所在,能找合适的专家求教。而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科学家实在不多。

中国有不少学者只注重科学的应用,而不愿意在基础科学上下功夫,这是非常肤浅的。事实上,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每次突破无不源自基础科学的发展。对基础科学认识不够深入,只满足于应用而沾沾自喜,终究是尾随人后、依样画葫芦罢了。年轻人做学问,务必要踏实,将基础学科学好。

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里盛出一点饭,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

记:如何评价今天中国的学术水平?

丘:大范围来说,科学上第一流的成果不多。第一流就是其他人做不到的,基本思想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做的。最近我去看国防科技大学做的“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”,看了西昌卫星中心的火箭发射,都做得非常杰出,但无论是计算机还是火箭,基本思想都是外国人的贡献,我们还缺少全面性的创新工程。

美国很多第一流的创新成果是别人没有做过的,他们从头开始做,如半导体和生物科技里面的很多科研成果。与之相比,中国要差得远。结晶牛胰岛素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,但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,这几十年,中国还没有像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工程。

记:怎么看待近年来一流成果的稀缺?

丘:教育没有做到位,尤其是从广泛学生里培养出一部分好学生的力度不够。

大范围来讲,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在“量”上是不错,每年差不多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,高考也比较公平。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要从这里面培养出一小群适合做领导的、做创新性工作的人来。

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,就非要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年轻学者。有些科学在刚开始的时候,可能就是几个人、几十个人做出来的,比如半导体,但它影响的可不只几个人、几十个人,而是大多数人,乃至全世界,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

在中国的大学生或者高中生里面,如果有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人能够这样,或者说,只要有1000个杰出学生去从事这些事业,就能对整个中国的创新带来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。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里盛出一点饭,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。我觉得,应该有体系地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,让他们投入到伟大的科技事业中去。

记:如何培养这样的年轻人,您的建议是什么?

丘: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,很多大牌教授要做研究,不愿意教书,这造成学生遇不到好的教授。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全部被要求教大本科,无一例外。最近几年国内教育部门也开始要求大教授教本科,但是还不够。

国内的好文章数量太少了

记:前段时间,有研究机构发布我国国际论文的数量指标,数据显示我们在全球上升的速度很快,但引用率不高。有观点认为,我们论文把量做足了,质量就会慢慢上去?

丘:这个论点显然是不科学的。现在看来,中国的博士全世界最多,哈佛大学去年毕业300个博士,对比这300个博士的论文水准,也许中国很多高校的博士论文加起来都不见得比这300个博士的论文好。

创造一定要靠“质”而不是靠“量”。也许好的杂志会登你的文章,但不代表你的文章就是杂志中最好的。真正的好文章会影响很久的,文章好不好,要等过了十年八年才会显现出来。不要看发表时的状况,要看五年十年后的引用率,且排除自己引用的部分。这样来看,国内的好文章数量太少了。所以我们只顾着把量做足很难有质的提高。

我觉得,只有求真求美,一心一意追求大自然的真理,摒弃形式主义的东西,才可能在做学问上有所提高。

记:怎么理解求真求美?

丘:我认识一个院士带了个博士后,文章没发表前,发现逻辑错了,这个院士说没事,因为没有人敢说他错了,他不在乎。我看到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,有些媒体宣传的大教授,明明知道某个问题错了,但就是不愿意纠正,真正变成学霸了。

真正想做学问的人,不要只想着做院士、当领导

记:您描绘了一个很好的景致,但是就像站在湖边,远看时这湖景挺美的,可是一走到近处,才发现这湖水浑浊不堪,大煞风景,怎么面对这种状况?

丘:学风一定要改正。现在中国学术界有造假的风气,真假不分的话学问怎么做啊?学问在真知面前,在所有力量面前都是不变的。伽利略在教皇面前说:“就算你惩罚我地球还是在转动的,地球还是在围绕太阳转动的,你无论怎么惩罚我,还是有那么一个真理存在的。”可惜现在一些学者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,名人、权威或领导讲了一句话,反而成了“真理”。

真正想做学问的人,不要只想着做院士、当领导,为了学问而做学问,终究会成功。我常跟年轻的朋友们强调,学问做好了,肯定有出头的时候。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不愿努力几年以后才得到赏识,他们只愿意看到眼前的利益。

记:您有什么建议?

丘:其实只要领导不要急功近利,真正想做一些好的研究,就会有一群人会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。

现在做学问的人都是为了某种目的,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名利,甚至为了学校和国家的声誉,这样做学问不大可能做得特别好。年青人做学问,还是需要有一些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。

爱因斯坦做相对论的工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他的研究对枪炮和火车都没好处。量子力学做出来的时候,在当时什么用都没有,只是个哲学的观点。到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它们都是最重要的工作。

因好奇而沉浸到一个地步才能做好学问,中国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人为做学问而做学问,应该鼓励这种人。

记:您在很多演讲中,都说把中国科技发展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,但很多人认为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浮躁,您怎么看?

丘:学生浮躁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环境不好,社会舆论也没有引导好。无论是学校的教师,还是政府官员,甚至包括媒体,都营造了一种不好的风气。在学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,一些聪明能干的大学生只想着赚钱,不想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。有能力的学生大多数都奔着学金融去了,没有人想留下来做一些基础工作。

国家这么大,如果年轻学生都只想着捞一笔是绝对不行的,还是需要有好好做学问的学生。

美国之所以强大,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挣钱归挣钱,但总还有一批年轻人愿意全心全力去做学术,不去想挣钱的事。年轻人学问做好了,总会有出头的时候,做好了学问也不是不能名利双收,只是看青年朋友们耐不耐得住这种寂寞,有没有挑战的精神。(说得好!

总的来说,我有信心看到大批年轻人带领我们国家科技取得大进步,但国家需要保护他们,让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。

未来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

记:这些年您一直在中美之间走动,您感受到中国科技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?

丘:中国科技这几年起飞了,是不是真的能飞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近两三年形势大好,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中国科技能不能够脱胎换骨,就看这五到十年,因为这期间海外经济遇到大困难,欧美都遇到困难,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把中国看得很重要。

中国的教育科技环境也有所改善,现在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读书了,以前觉得只要出国就好,现在也知道在中国也可以做学问了,这是很重要的改变。

但现在中国基本都请华裔的学者,华裔学者跟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比不见得是最好的。我们有能力请非华裔学者到中国来,我们清华的数学中心成立了才两年,有很多一流的非华裔学者全职来参加了。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学者,一个密歇根大学的讲座教授全职来中国;堪培拉大学的教授计划每年来九个月,除了教书外,也带研究生;一个荷兰的院士也准备来。还有一大批很好的年轻学者都要来参与。

所以,未来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,中国一定要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,错过了,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,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。

当年,陈省身先生和华罗庚先生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,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,都是他们年青时候完成的。我相信在政府正确的领导下,我们有能力培养一批年青的学者,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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